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 (上)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视历史规律就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在那个国格被践踏、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资源被掠劫的苦难岁月里，由数不尽的鲜血、泪水、悲伤以及激情和奋斗交织而成的画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正渐渐的淡出人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往昔国破家亡的苦痛，也许可以原谅但却是不能忘记。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即使是留存至今的那些茶叶文书、报刊资料以及商标器具等等，也都各自携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默默地向世人诉说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忆往昔，那些历经苦难沧桑的茶人远去了，但是，茶叶却依然有着温度，而被温暖的不只是人心，还有着人的更深层的记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迄止时间，史学界有着基本统一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战”的起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此，抗日战争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界人士、特别是东北史学家认为，“抗战”还应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6年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否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是，鉴于徽州经济（包括茶业经济）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开始加快了其发展的进程，因此，本文“抗日战争时期”采用1937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说法。

本文概述及探析的区域是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区，然彼时已没有徽州这一建制。而由于受历史上建制的影响，徽州各县形成相似的地域文化在民间仍被人们习惯称为徽州地区。尤其是民国29年（1940年），这一区域又被调整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却是基本包括了原徽州各县。因此，徽州各县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区域，以致本文依然沿用明清徽州府建制中徽州的称呼。

应该提及的是，自民国23年（1934年）始，至民国36年（1947年）止，原属徽州府的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以致在整个抗战时期，原徽州府只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五县。所以，本文探析及概述的范围以及关于抗战时期徽州茶叶的损失统计等等，也仅仅限于这五县。以此表明本文所涉及“徽州”概念的范围已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另外，本文对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叶损失所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主要是以期了解这一时期茶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也籍以丰富和充实徽州茶史及有助于黄山市近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一、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

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处。东北与宁国县、旌德县、太平县相接；西北连接石埭县、建德县，西南靠江西省浮梁县、婺源县；东南与浙江省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接壤。

抗战前期的徽州包括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5个县，总面积为1.288万平方公里。徽州地跨北纬30度，而且大部分区域在北纬30度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山脉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等。分布在境内的高山，64％平均海拔有1332米，其中黄山三大主峰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的平均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2]（P24-25）。

徽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合各类农作物生产，因此，徽州的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抗战前的民国22年（1933年），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对徽州的茶叶经济有过一次比较精确的调查统计，其关于徽州的茶园亩数、茶叶产量的数额等等，是已知比较可信的数据。根据调查统计表明：歙县有茶园35872亩，精茶生产额度18000担；休宁有茶园58559亩，精茶生产达到29300担；祁门有茶园40000亩，精茶生产22205担；黟县有茶园17094亩，精茶生产6800担；绩溪有茶园15174亩，精茶生产5500担。五个县合计有茶园166699亩，精茶生产81805担[3]。统计中的“精茶”是指经茶号加工的茶叶制成品，可以直接在市场发卖，包括出口的洋庄茶和运销国内的本庄茶。

根据以上统计可知，1933年，徽州各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休宁最大，其次为祁门和歙县，黟县和绩溪的茶叶种植面积则是较少。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民国25年（1936年），徽州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至约30万亩，其中歙县茶园有13.35万亩，休宁园有5.18万亩，祁门茶园有8.21万亩，黟县茶园有1.61万亩，屯溪茶园有0.04万亩，绩溪茶园有0.25万亩[4]。当时，茶叶生产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变化最大的是歙县，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多时达到47万余担，价值200余万元[5]。徽属各县所产茶叶都以屯溪为集中市场，收入最多时每年达千余万，少时也有五六百万。部分出口国外，销往欧美及苏联，也有部分销往平津地区[6]。

抗日战争前，屯溪的商店数量和行业种类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屯溪为绿茶集中市场，各行业以茶业为大宗。具体分为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名目。截止1934年，茶行有7家，为代理各方茶商售茶处所；茶号有49家，为加工制茶的重要机构；茶栈有6家，为接箱运销机构。同时还在上海设有联号。茶庄约有数十家，为屯溪当地门市店铺。如果按茶叶业务分类，茶行、茶栈、茶庄均为茶叶运销机构，而茶号为茶叶加工机构。当时，开设在屯溪的每一茶号，基本都雇佣男女工人，少则十数人；茶号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多到近百余人；但茶号设备都比较简陋。茶号加工的茶叶，销往国外的以箱计，称为“箱茶”，每箱约30余斤。也有少数销往平津，以篓计，每篓约180余斤[6]。屯溪加工输出的茶叶以箱茶为主，分为珍眉、珠眉、针眉、蕊眉、贡熙等品种，每年出口达10万箱，价值1000万余元，大部分运销西欧大陆各国，以英、法、意销量最大[7]。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检局调查资料显示：“屯溪绿茶之号，

大者制茶八九千箱，小者亦有千箱上下。此等规模，已觉未具。祁红茶号然去屯溪犹复不及甚远，祁门一县去年有茶号182家，其中红茶号135家，安茶号47家，总额三万箱，平均每号165箱。但是，茶叶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根资料显示，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

长期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都是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的过程，以致洋商及中介栈商等无不从中操纵渔利。因此，茶农获得的茶叶效益可谓是少得可怜。针对这一宿弊，徽州茶业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诸如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1932年，吴觉农在兼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开始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祁门茶商是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祁门的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之间。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茶叶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红茶运销的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输及销售，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茶业中间栈商的垄断，并且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8]。

另外，在抗战爆发前，鉴于中国茶业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当局，都曾在安徽设立若干农事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茶业改良，一些单位还在徽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在祁门设立农商部安徽模范农场，进行茶叶研究和试验，虽然是经费不足，成绩微弱，直到1933年茶叶改良业务才相对稳定。但是，对于促进徽州的茶叶经济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该机构又改组为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此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扩充设备，添租茶园。当时，改良场占地有2304亩，其中茶园887亩。改良场还购置机器，对茶树育种、栽培和茶叶焙制等进行研究和试验，以期改进和提升。同时，还积极开展业务推广工作，如合作活动、经济制茶、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茶叶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致使茶叶滞销，徽州各地均受到了抗战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遭遇了损失，然茶叶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由于战争爆发后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徽州出口茶叶的货款不能及时回笼，直接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出口，也影响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等原因，茶农茶商都困难重重。如1941年，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货款没能及时支付给茶叶生产企业，因此“出口茶叶运销更感艰难。”1941年，出口茶叶的款项延迟至1942年4月支付，部分货款用于生产企业还贷，另外，还有部分款项以生产企业“储金券”的形式存于银行，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的资金链歼始出现断裂。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剧，海运受阻，经营出口茶叶的主渠道中茶总公司要求1942年外销茶生产企业转为生产内销茶，严重阻碍了徽州出口茶叶的生产发展。此外，当时的制茶厂为避免敌机轰炸，保持“屯绿”茶叶的出口，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要求所有制茶厂将所生产的出口装箱的绿茶，向

农村疏散隐蔽，每箱茶叶支付贰角(洋)疏散费用的补偿。但由于战事，不少制茶厂无法得到这笔补偿费，给茶叶生产厂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徽州“屯绿”茶叶的出口。总之，战争的影响以及种种不利的因素，徽州“屯绿”的出口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战争也给徽州各县茶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举例如下：

屯溪茶叶损失：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受抗战爆发的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虽然战争带来了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亦是颇大。因为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因此，生产加工及转运的绿茶均被称为“屯绿”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屯绿”茶外销逐年下降，茶叶经济一蹶不振。

据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屯绿”茶产量有12.21万余箱。到了1941年，“屯绿”茶生产因为受到抗战的多方面影响，“屯绿”茶产量只有3.77万余箱。当年，政府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亦能说明问题。电文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电文还将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祁门茶叶损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抗战时期的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制红茶8818箱；1944年制红茶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若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9]。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是：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造成港口交通受阻，导致祁红茶叶外销困难，许多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至1940年，祁门全县有茶号369家，到了1941年，只有68家茶号，而在1942年至1945年时期，祁门全县仅有2家茶号。与此同时，祁门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的71个，减少至1945年1个。另外，还出现了茶区的茶叶老在茶树上等着采摘的囧境，甚至是发生了制好的茶叶却是无人收购的恶劣情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地遭受了战争损害，而且是损失巨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10]”。

歙县茶叶损失：抗战也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从而导致歙县茶园大量荒芜，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

销茶叶，于是茶商茶庄纷起，歙县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歙县毛茶产量117500市担，外销茶叶4.76万箱。1940年，歙县外销茶叶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歙县全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到了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仅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由于茶农茶工和普通茶商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欺压，歙县茶叶生产日益衰落，销路阻滞，茶园荒芜。

据新版《歙县志》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全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与此同时，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迨至解放前夕的1949年，全县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以致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9]。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以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以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并促进茶叶生产。

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乃至安徽茶业的发展。但是，就在徽州茶业寻找出路并努力奋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徽州和安徽全省茶业一样，不仅是急剧紧缩，而且是一派萧条景象。（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翔；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J].人民日报，2021年，第12-30页。

[2]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3]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州地区简志》，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5]《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1页。

[6]《屯溪经济概况》，《交通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第36页。

[7]《皖屯溪茶叶出口统计》，《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4期。

[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8页。

[9]胡北；《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党史纵览》2015年,第04期。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来源：《徽茶》2022年12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